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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直的北宋名相寇准得遇明君却最终晚景凄凉

发布时间:2021-02-03 11:34:08 阅读: 来源:茶碗厂家

刚直的北宋名相寇准:得遇明君却最终晚景凄凉

寇准幸而遇到个明事理的宋太宗,否则,哪有什么“名相”可言。

右文政策下的赵宋王朝,曾经诞生了一大批贤能文士,这些人,有的身居政坛,保国安民;有的醉心文辞,开文坛一代风尚。北宋前期的名相寇准(961—1023年)适逢其会,他以文人起家,早年发迹,之后在北宋政治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历史角色。寇准为官做事,一贯严正刚直,正是这种性格,一度给他带来了无上荣耀;也正是这种性格,使他的仕途充满了波澜与坎坷。

拒绝欺君 十九登第

寇准年幼丧父,但他并未因此荒废学业、流落街头,他凭借天资聪慧而博览群书,广增学识,尤其对《春秋》三传(《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抱有浓厚兴趣。

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十九岁的寇准便考中贡士,并获得了参加殿试的资格。宋太宗用人有个特点,就是年纪太轻者往往不被他看好,皇上认为这样的人缺乏历练,血气方刚,行事缺乏稳重。有鉴于此,寇准周围的人出于好心,都劝他多报一些年岁,以增大录取机率。寇准却不以为然,反驳众人道:“我寇准才刚刚得到进取,难道就要开始欺君吗?”这时,寇准的刚直不阿性格第一次在历史上体现了出来。后参加殿试,他果然中第,这令时人在惊叹之余也对寇准多了几分敬佩。

进士及第后,寇准先后被朝廷授予大理评事、知县、殿中丞、通判郓州等职务。自从踏入仕途,寇准的生活境遇较以往也大有改善,他逐渐走向了荣华富贵。寇准性格豪爽,乐于宴饮,每次与朋友聚会,都会大讲排场。正史上说,寇家从来都不曾点过油灯,总是燃起价格昂贵的蜡烛。但令人颇感欣慰的是,奢华的生活并没有动摇寇准的上进心,也没有改变他的耿介刚直之性格,因而他的仕途依旧平坦顺畅,官职也不断地晋级高升。

屡逆龙鳞 忠言直谏

寇准这块少年得志的好材料,没有因年纪太轻而遭到埋没,宋朝廷对他不断委以重任,他还曾经担任过右正言、直馆、三司度支推官、盐铁判官等官职。每次朝会上百官言事,寇准都不甘做“沉默的小伙伴”,他总是踊跃大胆发言且言辞激烈。对此,宋太宗是看在眼里,乐在心里,他暗自庆幸自己没有看走眼,寇准正是自己所钟爱的那种直臣,所以宋太宗对寇准格外器重。不久又下旨擢升寇爱卿为尚书虞部郎中、枢密院直学士、判吏部东铨。

从此,寇准更是不负圣望,他不但努力工作,而且还在宋太宗面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竭尽忠诚。端拱二年(989年),寇准向宋太宗奏事,但寇准意见与太宗意见不合,太宗越听越不高兴,索性转身向后宫走。寇准见状,竟忘了君臣名分,他上前一把抓住太宗的龙袍,执意请皇上听完自己的陈奏。好在宋太宗也不是不讲情理的蛮横昏君,他对寇准还算客气,只得再次回到龙椅上,重新听取寇准的谏言。

宋太宗绝对堪称明君,他明辨是非,认为寇准抓挽帝衣,并无他意,皆是出于寇准的一片拳拳忠君爱国之心。因此,越想越觉得寇爱卿可爱,越想就越觉得寇爱卿可堪大用。所以,他常常在众人面前夸赞寇准道:“朕得到了寇准,就等于唐太宗得到了魏征!”其乐意之心情溢于言表。

淳化二年(991年)的春季,对于靠耕种为生的北宋农民而言,是一个难熬的季节。开春之后,天气大旱,几个月几乎不见一滴雨水。百姓收成不好,就意味着将不能按时足量缴纳赋税,也就意味着流民潮的兴起和贫民暴动的潜伏滋生,做君王的宋太宗自然不能坐视不管。虽然他不一定愿意在嘴上承认,但他心里清楚,百姓才是自己真正的衣食父母,才是头上的天。于是,太宗召集朝廷大臣,讨论天灾的缘起。除了寇准,殿下大臣几乎异口同声地“以天数对”,也就是认为是老天爷在作怪,天下大旱并不是人力所能为的。然而寇准却另有别论,他根据天人感应理论,认为天下大旱是由刑罚不公所导致。别人都把责任推到了虚幻的“天”那里,而寇准却把皮球踢给了宋太宗——说刑罚不公正,不就是在论人事吗,人事当然应由宋太宗负总责了。寇准的话令宋太宗极为难堪,听罢他的话,“太宗怒,起入禁中”。

但没过多久,太宗就回过了神来,他认为寇准必定出言有据,就决定独自召见寇准。太宗面前,寇准提出要求,他要当面质问中书省、枢密院二府长官王沔等人,太宗应允。王沔等来到后,寇准言辞激烈地问道:“在前些时候,祖吉和王淮都犯了贪污受贿之罪,祖吉罪行较轻,却被你们处死了;而王沔之弟王淮侵夺财物达到了千万,却仅仅被施以杖刑,后又官复原职,这难道不是你们这帮人执法不公、徇私舞弊吗?”王沔听罢寇准的问话,立马跪倒向太宗谢罪,太宗责骂了王沔一番。至此,太宗更认为寇准乃是可用之人,他旋即下旨,册封寇准为左谏议大夫、枢密副使,后又升任枢密院长官。

寇准虽然因性格耿介而不止一次让宋太宗难堪,但却能够得到宋太宗的重用,毫无疑问,这是与宋太宗的开明密不可分的。

点拨太宗 助定国本

一次,寇准与温仲舒结伴而行,忽然路边跑来了一个疯子,拦住他们的车马并口中大呼“万岁”。这本是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但寇准因在朝刚直而树下了不少政敌,当这件小事传到政敌耳朵中以后,就变成了寇准欲“篡权夺位”的无中生有之“大事”。寇准素来与枢密院另一长官张逊不和,张逊获悉此事后,便唆使王宾到太宗那里告御状。在太宗面前,寇准与张逊互相对骂,并互揭对方的短处,二人作为朝廷大员竟然在朝堂之上玩起了泼妇骂街,这令太宗极为恼火。二人均遭贬斥,寇准被降为了青州行政长官。

第二年,宋太宗便因思念寇准而又召他回朝,并拜其为参知政事,寇准成了北宋王朝的副宰相。寇准从青州刚刚返京,就被思臣心切的太宗迫不及待地召到了宫中。太宗想就皇储问题听一听寇准的意见。刚刚结束外放生涯的寇准,此时仿佛暂时少了之前的耿直与坦荡,他联想当初冯拯曾上书请太宗册立皇储而遭致龙颜大怒,冯拯本人也被流放到了岭南,于是寇准决定对此事采取不干涉的态度,便搪塞太宗道:“立太子的事情,皇上还是不要和妇人、宦官商量,也不要和近臣商量,您自己选择一位可以托付的贤者就是了。”但这一次太宗是诚恳的,他的确想在立国本这件大事上听一下寇准的意思并得到他的支持,便又说:“你看襄王怎么样?”寇准答复说:“知子莫如父,既然皇上认为合适,就请您早下决心吧。”知寇准对皇储人选没有意见,太宗便下定了决心,他马上决定以襄王赵元侃为检校太傅、开封尹(北宋皇帝即位以前,多任此职),又改封寿王。待至至道元年(995年),赵元侃又被立为了皇太子,并改名赵恒。

其实,赵恒既不是宋太宗的长子,其母亲也不是当朝皇后,他之所以能够为父皇看重,除了本身的聪明贤能、孝敬父皇外,在诸皇子中排名靠前也是他得以成为皇嗣的重要条件。赵恒在诸皇子中排名第三,在他的大哥疯掉、二哥暴亡以后,太宗自然把目光投在了他的身上。《宋史》上说他幼时“姿表特异”,与诸王游玩嬉戏时总是自称“元帅”,看来其领导气质自儿时即已具备。赵恒在十八九岁时便被父亲册封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了宋朝的名义宰相。虽然赵恒以皇子而为宰相,实际上只是一个虚职,但他被父皇所钟爱仍可略见一斑。对于时常进宫奏事进言的寇准而言,皇三子的优秀他自然心中有数,所以当太宗提到襄王时,寇准没有表示反对。

有一回赵恒外出,当开封市民望见皇太子车驾时,都伏地跪拜并大声高呼:“少年天子也”。宋太宗听到这个消息后,极为不悦,召来寇准对他哭诉道:“人心都归属太子了,天下百姓又欲置我于何地呢?”而寇准则笑着对太宗拜贺,并说:“这正是江山社稷的福啊!”宋太宗这才转忧为乐,并下旨宴请寇准,直到大醉而罢。

激怒同僚 刚直遭贬   宋太宗晚年时期,渭水流域的秦州出现了大范围的番民骚乱,朝廷命温仲舒前去平定。温仲舒到达事发地之后,采取了驱逐加隔离的强硬“大棒”政策,将番民统统迁至渭水以北,并下令修筑高墙栅栏,欲隔绝番民的南下。这一切,却引起了番民的更大怒火,他们不断寻衅滋事,挑起事端。宋太宗对温仲舒的平叛策略持担忧态度,他唯恐这将招致更大的灾祸,于是便问策于寇准。寇准以唐代帝王为榜样,抨击了温仲舒的做法,并劝说宋太宗重视辖区内各民族友好交往,主张持安抚政策。太宗见寇准言之有理,便把温仲舒调至了凤翔,又改派寇准前去接触番民,消除汉番隔阂。寇准一到任,便反温仲舒之道而行之,不久便解决了秦州的番民骚乱问题。

册立太子及平定番民骚乱二事,着实让寇准风光了好一阵子。但他的那种耿直刚毅甚至自以为是的为人处世态度,也给他的仕途生涯带来了莫大的曲折与坎坷。至道二年(996年),寇准因朝官名次排列的先后问题而与虞部员外郎冯拯发生了冲突,冯拯为刚硬的寇准所激怒,于是向皇帝进言,说寇准强硬霸道、目中无人。正值此时,广东转运使康戬也向宋太宗反映,说朝廷大臣因不敢与寇准抗争,所以寇准才“得以任胸臆,乱经制”。冯拯与康戬的“小报告”令宋太宗非常恼怒,便召来吕端询问情况。吕端在皇帝面前不敢虚瞒,就实事求是地说:“寇准性情刚硬又自以为是,臣等都不愿意与他争执,主要是怕伤了国体,造成恶劣的影响。”

宋太宗一向爱惜寇准的才能,并认可他的赤胆忠心,但他也无法容忍寇准对同僚这种近乎蛮横不讲理的态度,便趁寇准觐见之际,将前面的事告诉了他,目的在于给寇准提个醒,让他也有所收敛,改改自己过于强硬的脾气。而寇准非但不领情,他反而要当着太宗的面,与那些“诬陷”他的人辩论一番。然而寇准这次是打错了算盘,他还以为这次又将是淳化二年大旱一事的翻版,宋太宗给了他个闭门羹,对他说:“如果在朝廷上辩论,你将在众人面前失去做副宰相的脸面啊!”但寇准却仍不肯罢休,他再次发扬“扯龙袍”精神,依然固执己见。这无异于向皇上头上浇凉水,寇准的固执让太宗彻底凉了心,太宗叹息道:“鼠雀尚知人意,况人乎?”说罢,便下达了外放寇准为邓州长官的指令。寇准再一次因在太宗面前喋喋不休地争论而遭贬黜。

新帝承统 擢为宰相

至道三年(997年)宋太宗去世,太子赵恒即位,是为宋真宗。或许是为了报答寇准的助登储位,或许是爱惜寇准的治国才华,或许二者兼而有之,真宗登基以后,寇准被授尚书工部侍郎,后又经过一些迁转,真宗又任命寇准为三司使。

在享有“圣相”之美誉的李沆去世后,真宗便任命毕士安为吏部侍郎、参知政事,以填补最高行政权力的真空。毕士安入宫叩谢圣恩时,真宗对他说:“不久以后,朕就会把爱卿升为宰相。朕倚赖爱卿已经很久了,但如今乃多事之秋,朕欲再选拔一位可以与爱卿一同为相的,爱卿看谁最合适?”毕士安答真宗道:“当宰相,只有那些具备大的治国之才者,方可胜任,微臣驽朽,实不足以胜任。寇准兼资忠义,善断大事,是真的宰辅之材。”

真宗对曰:“但我听说寇准强硬刚直,爱好意气用事。”毕士安又进一步赞美寇准说:“寇准秉直方正,慷慨且有大节,能够忘身徇国,秉道疾邪,这是他的一贯风格,朝臣当中几乎无人能像他一样的。如今天下之民虽然蒙受皇恩,涵养安佚,然而西北边患尚严重,像寇准这样的人,正是应该得到格外重用的人。”

听罢此言,真宗便坚定了起用寇准的信心,不过为谨慎起见,他决定一方面同时任命毕士安与寇准为同平章事,另一方面又令毕士安位居首位,以便震慑寇准的刚直。在毕士安的强烈推荐之下,寇准得以第一次拜相。

俗话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寇准为相,依旧守正嫉恶。纵观中国古史,历朝历代都不缺奸诈小人,寇准的这种性格虽然于忠直大臣无害,但却令那些奸臣倍感不安,唯恐哪天遭到寇准的责难,因此对于寇准,“小人日思所以倾之”。有一天,一个名叫申宗古的布衣竟然无中生有,状告起了当朝宰相寇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申宗古定是暗中受人指使。申宗古诬告说寇准交通安王赵元杰,意欲图谋不轨。虽然寇准倍感冤屈,但毕竟申宗古乃一平民百姓,他寇大人也不便与他殿下辩论,更何况申宗古所告乃是会被族诛的谋逆之最,故这令寇准诚惶诚恐,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俨然成了黄莲充口的哑巴。

危难之际,还是毕士安出面帮助寇准化险为夷。毕士安下令逮捕诬告者申宗古,逼迫其说出了真相,并斩杀申宗古;除此之外,他又在皇帝面前极力辩争,说明寇准绝对没有谋反之心。鉴于寇准平时虽刚直但胸怀坦荡,真宗也没有深入追究下去,此事便就此了结。经过毕士安的不懈努力,寇准终于又恢复了清白之身。

在寇准的所有同僚中,只有毕士安不但诚心地推荐寇准为相,而且诚心地帮助寇准摆脱困境,因此毕士安是最有恩于寇准的朝廷高官。

不畏强敌 奉帝亲征

北宋时期,北方边患极为严重,契丹与西夏两个强劲之敌,犹如两头猛兽,伺机南下侵袭宋境,给赵宋以致命重创。寇准为相之时,正值契丹族大辽政权放纵其骑兵侵扰北宋北部边境,沿边百姓受苦深重。有鉴于此,寇准建议朝廷练兵拜将,并挑选骁锐之师屯守边关要害,以防被契丹军队的侵扰。果然,契丹在冬季向北宋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

边关告急,朝廷不断收到来自北方的战情文书,有时,紧急文书一天多达五封之多。寇准却将文书扣下,每天对酒当歌,若无其事。真宗得知寇准这一状态后,下令召来寇准询问究竟。寇准说:“陛下若解决边患,倒也不难,只要您御驾亲征就可。”

宋真宗可不是一个善决断、有勇气的君主,对于寇准的建议,他不知该如何回答,下令群臣讨论。朝中奸臣王钦若、陈尧叟乃南方人,他们各自建议皇上南迁到自己的家乡,以避敌。当真宗将王陈二人的意思转达寇准后,他佯装不知谁的主意,不点名说道:“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诛也。今陛下神武,将臣协和,若大驾亲征,贼自当遁去。”最后在寇准的执意请求下,宋真宗决定北上亲征契丹。为搬开王钦若这个绊脚石,寇准举荐他出镇河北大名。

当北宋士兵听说当今万岁亲自来征讨侵略者时,精神振奋,取得了一系列胜利。然而随着战事的发展和真宗銮驾的远行,天生胆怯且又无主见的真宗在一帮大臣的鼓动下,竟然不敢再继续向前甚至产生了休战的念头。当此之时,辽国掌权者萧太后也向北宋发出了议和的建议。这正中宋真宗的下怀,他不管寇准如何苦谏,执意要求派遣使臣,与辽使商讨议和之事。受宋真宗派遣,曹利用代表北宋,前去辽营。真宗曾当面对曹利用讲,只要辽国同意撤兵,北宋方面可答应每年赠与辽国银两一百万。

为了尽量挽回北宋的面子,将北宋的负担降低至最低限度,曹利用出发之前,寇准将他单独召入营中,对他说:“虽然皇上那样讲,但你去谈判时,所谈银两不得超过三十万,若超过此数,皇上不杀你,我也要取下你的头颅!”

后来曹利用与辽国签订了历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双方规定:约为兄弟之国,宋真宗年长,辽圣宗称其为兄;以白沟河为界,双方撤兵;宋每年给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双方在边境开设榷场,开展互市贸易。这个条约,对于北宋来讲,的确是将损失降至了最低限度,这个结果是相当难得的。当然,这个结果的出现,若论首功,非寇准莫属。

错用奸佞 客死异乡

寇准耿直甚至自以为是的性格始终是他仕途多坎坷的原因。寇准为相,往往“用人不以次”,这令同僚颇为不悦。尤其是当他因澶渊之功而被加官以后,朝官更是多有嫉妒他之人。不久,在王钦若的挑拨之下,宋真宗又免去了寇准的相位,并将其外放。直到王钦若等小人被免官后,寇准才在宰相王旦的建议下,重新回朝任职,此后他又担任中书侍郎、吏部尚书、同平章事、景灵宫使、尚书右仆射、集贤殿大学士等要职。

天禧三年(1019年),宋真宗因风疾无法理政,刘皇后趁机把持朝廷大权。寇准秘密与真宗交谈,建议由皇太子摄理国政,并“择方正大臣为羽翼”。真宗表示赞许。但二人计划遭到泄漏,在刘皇后、丁谓等人的操控下,寇准被罢免相职,并被授予虚职太子太傅,封莱国公。之后在丁谓的挑拨下,朝廷将寇准一贬再贬,寇准最后竟然在年过花甲之后客死异乡。

可以说,是丁谓的不断打击与排挤,才最终导致了寇准的悲惨下场。然而令人颇感意外的是,当初丁谓高升,乃是源于寇准的举荐。一开始,寇准没有认清丁谓的丑恶嘴脸与落井下石的奸臣作风,还曾在宰相李沆面前夸赞丁谓。李沆是什么人啊?他素以“先识之远”而被人颂扬为“真圣人”、“圣相”,看人别说一般,从来都不会错。对于寇准的举荐,李沆不以为然。寇准纳闷,请李丞相指点。李沆说:“顾其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寇准反问道:“如谓者,相公终能抑之使在人下乎?”两人的对话,翻译过来就是说:李沆认为丁某人为人有问题,对于这种小人,不能予以提拔重用;寇准则认为像丁谓这样有才能的人,怎能一直压抑其才,金子终会发光的!显然正直的寇准对丁谓做了错误的判断与估计。最后李沆笑着对寇准说:“他日后悔,当思吾言也。”

得势后的丁谓只知巴结主子,从而获得宠信,他不但在真宗崇道中表现活跃,而且还总找机会谄媚上司寇准。一次,两人一起在朝房用饭,寇准不小心将几粒米粘在了自己的胡须上。丁谓见状,立马上去为寇准拂去,还不失时机地赞美寇丞相的胡须“好好漂亮”。自此以后,“溜须”就成了巴结上司的专用词。直到寇准被丁谓所贬,他才“始伏沆言”,然为时已晚。

寇准一生,因刚直不阿而发迹,并逐渐受到重用,这是他的性格在清明之世给他所带来的幸运与荣耀;然而,不听尊长良言,执意与同僚争辩,自以为是地任选官员,也使他遭遇了巨大的政治灾难,并因此而导致仕途曲折,多次罢相,最后又客死他乡,这又是令后世为其扼腕叹息之处。

因自信而获得重用,后因自以为是而遭到贬斥,这是对寇准为官生涯的最完整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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