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必须加快向创新驱动战略转型

中国必须加快向“创新驱动”战略转型

所谓新常态是指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增长不能靠出卖廉价劳动力和付出巨额环境与资源代价来获取。也就是说，以往的比较优势在消失，新的比较优势在哪里？综观当今世界，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都已把目光盯在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之上。唯有创新才能找到出路，唯有创新才能加速中国经济的升级转型。

中国正在进入“新常态”的历史阶段，在这一阶段里，数量型扩张的经济模式已经难以支撑如此庞大的经济体量实现高速增长，特别是随着人口红利减少、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资源配置效率和要素供给效率下降。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通过创新来提升国家竞争力，摆脱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需要实施“创新立国”战略来重构国家竞争优势。

从全球发展大趋势看，国际经济秩序正处于新的转型期，各国战略力量的争夺焦点更在于主导权之争，创新已成为世界主要国家的核心战略，近年来主要国家提出科技战略的频率之快、层次之高前所未有。主要发达国家创新战略出现重大调整。新兴经济体国家纷纷提出了本国的创新发展战略。

在全球愈演愈烈的创新竞争中，中国面临着多重风险与挑战。第一，中国国家创新竞争力与经济实力严重不匹配。第二，中国国家创新强度普遍偏低。第三，中国技术创新的“追赶窗口”正趋收敛。第四，作为后发国家的创新“后发优势”并不突出。第五，创新核心资源——人才严重流失。

当今，全球经济体系正经历着重大重构，经济纽带正从全球生产网络向全球创新网络升级，创新已经从摆脱经济危机的一个政策选项，升格为新一轮全球经济格局重塑中的唯一战略选项。因此，中国必须全面实施“创新立国”战略，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消除科技创新中的“孤岛现象”，破除制约科技成果转移扩散的障碍，重构国家创新系统的效能。

当今，全球经济体系正经历最为重大的重构，经济纽带正从全球生产网络向全球创新网络升级，创新已经从摆脱经济危机的一个政策选项，升格为新一轮全球经济格局重塑中的重大战略选项，因此，中国必须全面实施“创新驱动”的国家战略。

传统模式难以为继：从“旧常态”到“新常态”

中国正在进入“新常态”的历史阶段，在这一阶段里，一些有别于以往的发展新特征越来越明显。数量型扩张的经济模式已经难以支撑如此庞大的经济体量实现高速增长，特别是随着人口红利减少、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资源配置效率和要素供给效率下降。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通过创新来提升国家竞争力，摆脱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需要实施“创新立国”战略来重构国家竞争优势。

过去三十多年，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全球FDI、低要素成本等因素和优势支撑了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2000 -2013年，全球经济GDP平均增速为3.68%，同期中国经济年均增速10.6%，几乎是全球平均增速的三倍。2014年，中国GDP总量达到10万亿美元左右。但另一方面“高投入—高消耗—— 低效益”的“旧常态”特征也尤为突出。

一是“高投入”：以资本投入为例，中国35年来保持较高的资本形成率，特别是2000年以后，资本形成率呈现快速上升势头，由1978年的38.2%上升至2013年49.3%，提高了11.1个百分点。与国际比较，几乎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倍。二是“高消耗”：中国单位GDP能耗尽管有所下降，但依然为高收入国家的1.8倍，中等收入国家的1.2倍，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三是“低效益”：以边际“资本—产出”效率衡量，已经从1978年的3.7倍上升至目前的5倍左右。

然而，中国实施创新战略的道路并不平坦，不仅来自于内部压力，更来自于外部的新挑战。对TFP进行全球对比发现，创新能力强的发达国家TFP实现了强劲的复苏，对增长做出了可观的贡献。2011年以来主要发达经济体已率先走出TFP衰退困境。受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美、日、欧等主要发达经济体的TFP纷纷下跌至历史低位。但经历3年的艰难调整之后，美国的TFP对增长的贡献已经在2012、13年分别回升至0.7%和0.4%。

中国经济增长的“追赶窗口”正在收敛，数量型扩张的经济模式已经难以支撑如此庞大的经济体量实现高速增长，特别是随着人口红利减少、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资源配置效率和要素供给效率下降，中国也面临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瓶颈，中国需要提高经济增长的“含金量”，通过转换增长动力，优化经济结构，提高每一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的科技含量，单位产出的附加价值，以及降低资源能源消耗和环境成本。因此，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通过创新来提升国家竞争力，摆脱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中国未来增长前景势必取决于向以技术进步或创新为主的增长模式转型的程度和速度，经济增长模式从原来的“旧常态”向“新常态”转型势在必行。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各国纷纷调整创新战略方向

从全球发展大趋势看，国际经济秩序正处于新的转型期，各国战略力量的争夺焦点更在于主导权之争，创新已成为世界主要国家的核心战略，近年来主要国家提出科技战略的频率之快、层次之高前所未有。主要发达国家创新战略出现重大调整。新兴经济体国家，如韩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都纷纷提出了本国的创新发展战略。

美国2008年出台《美国竞争法案》，2009年实施《美国创新战略：推动可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就业》，将创新作为巩固国家战略优势的关键。2011年推出新版《美国创新战略———确保我们的经济增长和繁荣》，将科技创新确立为制胜未来的关键。

欧盟2006年推出了《创建创新型欧洲》和《欧洲研究基础设施路线图规划》，2010年提出《欧洲2020战略》，提出未来十年发展蓝图。2010年《德国2020 高科技战略》、2011年《中小企业创新核心计划(ZIM)》、《德国工业4.0战略计划实施建议》。德国政府正积极推进以“智能工厂”为核心的工业4.0战略，支持工业领域新一代革命性技术的研发与创新。

日本于2009年4月推出新增长战略，提出要重点发展环保型汽车、电力汽车和太阳能发电等产业。韩国则在《新增长动力规划及发展战略》中提出：重点发展能源与环境、新兴信息技术、生物产业等六大产业，以及太阳能电池、海洋生物燃料、绿色汽车等22个重点方向。

为了在全球新一轮竞争中把握主导权和主动权，各国均加大力度，全球创新竞争手段更趋多样，且日趋激烈，包括人才争夺、高技术控制、隐性贸易壁垒等。

首先，世界各国几乎都制定有面向未来的创新性人才引进和培养计划，人才特别是高端技术人才争夺十分激烈。美国先后数次修改移民法，吸引全世界所有受过高等教育的移民到美国，四分之一的留学生到美国深造，大约一半的留学博士最终留在美国工作；欧盟2011年5月开始实施吸引杰出人才移民的“蓝卡工程”，吸引非欧盟国家的高素质人才。

其次，科技全球化形成全球创新网络。国际科技合作呈现新的方式和特点，共建大科学工程、开展全球性重大问题合作研发、基于互联网虚拟平台协作研究、从科学问题延伸至产业合作等成为新方向。跨国公司主导的研发全球化进一步深入，美国和欧洲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入比重已占其研发总投入70%以上，跨国技术联盟数量在近十年间几乎翻了一番。跨国合作产生的PCT专利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5.8%提高到本世纪初的7.2%。但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对高技术管制不断加强，美国、欧盟等已制定出一整套严密的技术监管体系，形成“创新挤出”和“创新控制”。

最后，全球贸易保护更趋隐蔽。在《美国创新战略》中，美国发起的清洁能源革命将进一步强化美国的技术领先优势，加剧已非常激烈的新能源竞争；知识产权政策将使中美知识产权纠纷进一步升级，并逐步成为中美贸易平衡问题的“新借口”和“新手段”。

新一轮全球创新竞争中中国面临多重风险与挑战

在全球愈演愈烈的创新竞争中，中国面临着创新强度普遍偏低，“追赶窗口”正在收敛，创新“后发优势”不突出，以及创新人才严重流失等多重风险与挑战。

第一，中国国家创新竞争力与经济实力严重不匹配。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的《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13》评价结果显示，美国凭借雄厚的创新资源和优异的创新绩效，成为最具创新能力的国家。日本和韩国依靠突出的企业创新表现和知识创造能力，分别位居第2位和第4位，继续领跑其他亚洲国家，中国国家创新指数虽然比上年提高1位，但排名仍居全球第19位。

此外，根据美国康奈尔大学、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联合发布的《2014全球创新指数报告》，高收入经济体占据了今年排行榜的前25位，其中瑞士、英国、瑞典、芬兰、荷兰等欧洲经济体依次位居“最具创新力经济体”的前5位，在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尽管中国、巴西是创新领域的领头羊，但中国仍居第29位，与中国经济实力排名严重不匹配。

第二，总体而言，中国国家创新强度普遍偏低。美国制造业研发强度为3.35%。2013年中国制造业研发强度为0.88%，差距较大。数据显示，中国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制造业基地，2013年的制造业研发强度只有0.88%，而日本2009年已经达到4%，2008年美国已经达到3.3%，而德国为2.4%，中国制造业研发强度远低于发达国家在2008-2009年的研发强度。

第三，中国技术创新的“追赶窗口”正趋收敛。全球各国展开战略创新竞赛。金融危机之后，主要经济体围绕新一代互联网、生物技术、新能源、高端制造等七大战略新兴产业展开了新一轮增长竞赛，纷纷推出各自的创新增长战略。全球制造业升级而不是回归。不论欧美发达经济体还是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全球制造业正在向高端、高科技的更高层级迈进。特别是随着全球智能网络将继续快速发展，超级计算、虚拟现实、网络制造、网络增值服务等产业快速兴起，中国战略新兴产业也出现了类似于传统产业那样的技术差距和技术鸿沟。

第四，作为后发国家的创新“后发优势”并不突出。后发优势是后发国家追赶先进国家的重要影响变量。从成功实现技术追赶的国家经验来看，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的经费比例均达到1:3左右，而中国在2009年为1:0.43,2011年为1:0.45,2012年反而为下降为1:0.397。关键行业的技术消化吸收力度均严重不足，通用设备制造业这一比例为1:0.39，专用设备制造业为1:0.33，计算机产业仅为1:0.05，仪器仪表产业为1:0.26。这是以往注重投资于物化技术、忽视技术能力的必然结果。

最后，创新核心资源——人才严重流失。世界各国几乎都制定面向未来的创新性人才引进和培养计划，人才特别是高端技术人才争夺十分激烈，很多国家把目光放在下一代尖端人才培养争夺上。而中国创新人才流失现象十分严重。相关权威数据显示，我国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居世界首位，其中科学和工程领域滞留率平均达87%。

实施“创新立国”的战略路径与政策取向

当今，全球经济体系正经历最为重大的重构，经济纽带正从全球生产网络向全球创新网络升级，创新已经从摆脱经济危机的一个政策选项，升格为新一轮全球经济格局重塑中的唯一战略选项，因此，中国必须全面实施“创新立国”战略，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消除科技创新中的“孤岛现象”，破除制约科技成果转移扩散的障碍，重构国家创新系统的效能。

一是构建产学研合作体系，进一步整合研发资源。目前，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薄弱，面临着“需求与能力相矛盾”的尴尬，大学和科研院所虽集聚了大量科技资源和人才，但产学研之间基于利益驱动的自愿协同创新尚未广泛成型，衔接配合不顺畅。因此，建立共享基础设施，加快技术转移的激励体制机制，防止人为技术壁垒和行业垄断，推动产学研合作有助于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二是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条。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科技资源，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下游的核心、关键以及共性技术进行攻关，通过创新链驱动，突破一批关键技术，使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以创新链为引导，增强传统优势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推动拥有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的传统企业集聚优势资源加速发展，从而带动整个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

三是重塑面向市场的应用技术体系。实施知识产权的创造—保护—活用战略。特别是促进知识产权的转让和流通，使技术创造和研究开发成果产业化，政府采购向战略新兴产业倾斜，可以推出对战略新兴产品和服务的首购、订购制度，刺激市场更快的发展和培育，实现科研成果的产业化。

四是加速科技金融体系建设。中国亟待建立有别于传统工业经济时代的金融体系，而转向更加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科技金融体系应该作为国家的战略性金融体系，推进风险资本基金、成长贷款基金、创新基金，实施研发种子资本计划，建立科技银行，发行科技债券，加快新三板等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全方位地为创新型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支持。

五是加快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创新资源全球化配置趋势日益明显，技术在全球流动转移日益活跃，可以说技术贸易的增长速度不仅快于货物贸易，而且也领先于其他的服务贸易。根据相关预测，未来10 年内中国高科技市场的年增长率将达到20%-40%。意味着更多的通过开放创新和合作创新的模式，接受全球的产业转移，并使中国有望成为全球新兴的产业转移基地和研发中心。因此，在创新全球化的大趋势下，中国必须积极构建跨国技术转移平台，帮助企业链接全球资源和市场，以进一步扩大开放为契机，加快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构筑从国家创新系统到全球创新系统的政策支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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